阶层分化视角下的农村学生进县城就学潮分析
摘要: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呈现出阶层分化的样态。研究发现，农民群体已经从均质一致的同一阶层分化为层次不一的不同阶层，且受益于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公平性，受制于底层阶层流动机会稀缺等客观事实，竞争教育的意愿异常强烈，阶层教育竞争由此而产生。阶层教育竞争的联结纽带包括同辈学生群体间的攀比效应、城乡之间的经济关联、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代际间的贫困恐慌。阶层教育竞争的后果是底层农村学生教育排斥，贫弱阶层的学生因此损失掉了乡镇廉价的公共教育资源，被迫填充边缘性的教育生活空间，无奈忍受低劣教学效果的恶性后果，教育脱贫的可能性减弱。农民群体内部的经济分化正在扰乱县乡教育体制，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后果，如何从体制层面回应这一社会变迁，保障社会主义教育公共品的公平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阶层分化;教育竞争;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底层排斥
当下，乡村社会正在经历更大规模的进城就学潮，农民群体的特点在其中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梳理发现，早期的进城就学潮，多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伴随着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农村学生纷纷从村小转移到乡镇[1]。这一时期农民主动进城就学的意愿及行为相对不强烈。当下，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特点发生转变，进城方向从乡镇转向县城[2]，进城主体的态度也从被动转为相对主动。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出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现阶段特点、形成机制、制度基础及实践后果等，本文尝试分析以此丰富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研究可以粗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工业化、城市化的角度探讨宏观经济方面变量对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快进入了城镇化及工业化的重要阶段，2005年以来流动人口剧增，流动人口从最初的独自(或携伴)外出打工，逐渐过渡到举家外出打工。跟随务工父母进城接受教育的农村子女数量因此增多[3]。中国城市化大致要经历土地城市化、劳动力城市化和家庭城市化三个阶段。以举家迁徙为特点的人口城市化会加速到来，农村教育城镇化是其伴生物，“民工流”之后是“学生流”。农村学生进城就学速度、规模会因此加剧[4]。另一类侧重从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共品供给情况来探讨对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影响。受城乡之间生活条件、教育资源差距推拉力的影响，农村教育城市化成为大势所趋[5]。城乡教育质量差距过大是大量农村儿童进城上学的根本原因，农村儿童及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在农村得不到满足，而寄希望于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6]。撤点并校等教育政策也对农村学生进城潮产生影响。乡校布局调整是推动农民教育城市化的手段，地方政府通过推动优秀师资等资源向县城移动来推进城市化[7][8]。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宏观解释性研究比较丰富。
影响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微观解释变量需要进一步挖掘，阶层分化视角是其中重要的微观解释变量之一。既有阶层分化视角下的教育研究相对宏观，阶层分化对中国的教育公平产生着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对各阶层是相对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的结果在各阶层是不均衡、不公平的[9]。阶层分化趋势日益复杂的现实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专业选择、教育资源的享用和就业上，都有重大影响[10]。我国当前的教育公平问题，已经从不公平(教育权利)转到不均衡(教育机会)，集中在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上[11]。上述研究侧重宏观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结构对教育的影响，相对忽视微观的农民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对教育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农民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对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发达，农民内部出现了分化。上层阶层的农民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竞选村干部，并总体性占有村庄优质资源，构成对下层农民的政治经济排斥[12]。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及两者“结盟”之后产生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造成了农民日常生活区隔化状态[13]。同时，农民的阶层分化状况也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的重要诱因[14]。微观层面的阶层分化研究众多，但细致厘清这一变量对乡村教育深刻影响的讨论研究仍然较少，需要拓展丰富。
本文仅以农民群体内部的经济分化为主线，结合教育制度、村庄社会的特点等，以晋西北五关乡的“乡村学生进县城就学潮”现象为案例，细致呈现阶层分化因素对县乡教育状况及体制的影响，以便在微观场域回应宏观的教育公平问题。
1.农民家庭的经济分化状况
本文的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发生在晋西北的一个小乡镇，五关乡。D村是五关乡的集镇村。五关乡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目前仍以县域务工市场为主要务工范围，但与绝大多数嵌入全国性务工市场的农村情况类似，农民群体内部也出现了经济分化，并形成了如下的阶层分化格局:少量经商致富主体为上层;半工半耕群体为中上阶层;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纯农群体为中间阶层;以零工或补贴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劳动力缺乏的贫弱阶层为下层[15]。五关乡位于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地带，本地煤炭资源匮乏，邻近两省煤炭资源充裕，本地煤炭运输业发达。县域工业欠发达，务工机会有限。本地经济作物是玉米。五关乡D村有300户，1115人。村庄中的收入上层以运输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在村庄中约占比10%;村庄中的收入中上层以做手艺为主，辅以少量的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在四五万元，在村庄中约占比15%;村庄中的收入中下层以农业生产为主，兼带附近打零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在两三万元，在村庄中约占比60%;村庄中的收入下层主要是因病、因残而劳动力缺乏的贫弱阶层，他们以少量农业或补贴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在村庄中约占比15%。
2.分化农民阶层差异化的进城就学态度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农民在学生进城就学问题上呈现出差异化的态度。具体来讲，上层家庭进城就学的态度更为主动、从容，其多是在家庭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出于进一步改善家庭生活质量的考虑，选择的进城就学。中上阶层家庭在进城就学上的从众特点突出，倾向于跟随上层家庭，保持其阶层定位。中间阶层在进城就学上则略显被动，其经济压力较大，但迫于与自身关系紧密的阶层的压力，只能被动抉择。贫弱阶层在进城就学上则往往呈现出过激的阶层追赶特点，盲目追求超出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进城教育。在五关乡D村访谈时发现，依托补贴性收入和少量农业收入维持基本生存的中下层阶层借债也要进城接受教育，理由是不想被其他家庭比下去。
3.优质乡镇中心校出现规模进县城就学潮
五关乡上有一所集镇中心小学，是县乡重点关注的教育区域，教育资源相对充裕。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五关乡中心小学的教师全是优质教师，该校在岗教师人数常年保持在35名左右，其中17名是特岗教师，剩下的在校教师的学历普遍是大专及以上;二是教师工资收入较高，月均五六千元，相比本地普通公务员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相对较高;三是学校的硬件设施齐全，教学楼、宿舍等大型设施经常有政府项目维修，电教设备等小型设施也有各方力量捐助，比较齐全;四是学校的教学经费充足，除政策每年固定拨款外，地方政府还会主动额外倾斜运转经费。该中心校的办学条件较好，教学效果也较好。在全县18个乡镇中，该校学生考试成绩常年排在第一、第二，偶有波动也排在第三、第四名。但最近十多年，农村学生纷纷放弃乡镇中心小学，转而进入县城读书。五关乡是小乡镇，全乡只有7000人。1998—2008年，中心校的学生人数维持在160至140人左右;2008—2018年，学生人数迅速从140人减少到30人，2019年则继续减少到10人左右，接下来还会继续减少。农村学生进城趋势加剧，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迹象，当下当地开始出现大量村民从之前推动少量初中毕业生进城读高中，到推动大量学生进城读小学，到推动大量学生进城读幼儿园的趋势。
乡镇中心小学的教育资源相对充裕，在本案例中更是如此。在此背景下，当地乡村社会的农民却做出了悖论性的教育选择，推动农村学生大规模“弃镇入县”。
农民群体内部出现了经济分化，但农民群体尤其中下层群体的经济条件有限，让农户在基础教育阶段放弃乡镇教育进入县城接受教育，违背农户的理性选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微观的压力传递机制，让中下层农户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进城就学压力，农村基础教育阶段的大规模进城就学潮由此而产生。
1.阶层间的面子竞争
上层阶层经济条件改善之后，率先提高教育标准，将小孩送到县城去读书。中层、下层紧随其后，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开启。原本是上层阶层的自发行为，为何会产生示范效应，成为下层阶层的行为标准?这与两个关联机制有关:一是阶层分化的差距大小，二是村庄共同体的存在。阶层分化差距大小与农民竞争激烈程度呈正相关关系[16]。研究发现，D村农民群体内部虽出现了分化，但分化差距不大。这首先表现在上层和中上层之间收入差距不太大，上层从事的运输业资金风险大、安全风险系数高，收入波动大，中上层的收入不低，更为稳定，相比之下二者收入差距不太大。其次体现在中上层和中层收入差距不太大，中层和中下层之间的收入非常接近，差距较小。较小的分化使得各群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行为连带关系。一旦上一阶层行为发生变动，相邻阶层就会异常敏感，紧随其后。另，经济分化之所以会对村庄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主要因为其是发生在“熟人社会里的竞争”。熟人社会里的关系密度高，农户相互之间非常在意彼此。且分化农户曾经处于同一相对平等的关系境况中，这一记忆使得农户对阶层分化尤其敏感，不想被轻易甩出同一关系圈，想积极参与阶层竞争。上层阶层看似无意识的行为在村庄情境中易转换成社会竞争的标的物。
晋西北五关乡D村的王奶奶，今年68岁，老伴去世早，自己一个人将儿子拉扯大。前年王奶奶的儿子出了车祸，变成了残疾人，只能在家休息。王奶奶的儿媳妇看到儿子赚不到钱，还要人照顾，觉得生活太苦，跑掉了。王奶奶还有一个孙女，今年6岁。她准备把孙女送去县城读小学，想法是，“不希望比别人差，先和别人一样进城读书，如果实在没钱就去借或者贷款”。王奶奶的儿子干不了活，家里的生产生活全靠王奶奶一个人。王奶奶一个人除了种几亩地的土豆和玉米，还要四处给人帮工，但老人年纪大了，体力有限，另县城经济欠发达，短工机会较少，一年只能干20天左右的短工，一天工资80元左右，短工收入有限，家庭经济收入有限。
农村学生进城就学的压力在农民群体内部逐层传导。在D村的中上层收入群体看来，他们与上层收入群体属于同一圈层，他们的日常经济互助、人情来往、娱乐活动等均在同一时空范围内展开，他们理应与上层阶层的行为保持一致，“一起走”，以维持自己相似的阶层身份位置。中等收入及相近收入群体的农户则认为，其虽与中上层群体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其拥有相同的村庄社会身份、历史发展起点，均是同一村庄的村民，均是从不富裕的状况开始发展的，“不比他们差”。这种相似的阶层记忆使得他们积极进行阶层追赶，参与到进城教育竞争中来。而处于村庄下层的边缘群体并没有因为条件差就放弃教育竞争，反而积极介入进来，借债进城，“不蒸(争)馒头，争口气”，不能被其他阶层排斥出去，是该阶层农户内心真实的写照。如是，各阶层农户因相互之间紧密的面子竞争，逐步加入到进城教育竞争中来。
2.阶层间的教育差距显化
条件较好的上层、中上层、中层家庭持续不断的返乡，使得阶层间的教育选择差距显化。这构成中下层群体进城教育的压力加剧机制。
晋西北五关乡D村的秦奶奶，今年60岁，儿子在县城开大车，媳妇在县城照顾儿子，老公在家种田打零工，秦奶奶专职帮助媳妇带小孩。周末或者暑假，秦奶奶就会带着6岁半的孙女回村里住。在村里，秦奶奶基本上不让孙女出门，雨天担心外面路上的灰土把小孩白色的鞋子和袜子弄脏了，晴天又担心外面的太阳把孙女的皮肤晒黑了，一般只有在晴天且往往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秦奶奶才会让孙女出门。平时秦奶奶会按照儿媳妇的要求，给孙女穿花裙子，梳好看的发型等，把孙女打扮得干净整洁漂亮。秦奶奶的孙女每次出门时都是村民关注的焦点，村民们会从各个角度夸赞她:“你看城里的小孩就是不一样，皮肤真白，真好看，不像我们村里的小孩皮肤黑黑的，不白净。你看她说的普通话多好听，村里的小孩普通话哪有她说的那么好听。你看她这么小，就会算我刚才出的那个算术题了，三乘以九等于二十七，真厉害，城里的小孩就是不一样，城里的老师教的东西多，不像我们镇上的老师，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教学生，只知道玩”。
上层阶层虽然进城读书了，但其与村庄的关联并未切断。上层阶层与村庄的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关联，农民进城就学的重要基础仍是农村和农业;二是养老上的关联，上层阶层的子女进城读书了，但老年人还留在农村;三是价值意义上的关联，“生于斯，长于斯”，村庄还是农民实现价值意义归属的重要场域。借助老人及农业等，进城上层家庭与村庄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其他关联阶层亦是如此，村庄的老年人经常进城，城里的年轻学生经常返乡。进城群体的教育与村庄深嵌在一起，并构成上层阶层向中下阶层传递压力的中间联结机制。
上层等阶层的返乡群体如何传递压力?作为中间联结机制，上层返乡群体让在村农户感知到了具象化的城乡教育差距，使在村群体的代际贫困恐慌加剧，阶层教育竞争随之加剧。在D村，进城返乡的主体一般是老人与小孩，时间集中在寒暑假及一般节假日，主体的活动空间是公私交错的，与在村群体保持紧密关联，同时在生活空间及方式上存在一定距离、分化，日常生活中倾向于集中在整洁美好的私人空间里。同时，这些进城返乡主体的衣着、谈吐、语言表达等外部特征均带有城市人的特点，与在村农户差异较大。此外，这些人往往自然成为村庄公共舆论空间里的话题焦点。在村农户及返乡主体均会主动促成这一话题焦点的形成，经过村庄舆论的持续发酵，进城返乡主体的特征鲜明起来。进城返乡主体传递出来的城市特征，主动表达出来的城乡教育差异，会给在村农户一种直观的印象:城市教育先进，乡镇教育落后。农户的教育恐慌被调动起来，“我们比别人差一点不要紧，万一孩子比别人差呢?”带着对子代教育的担忧，在村农户的教育选择逐步扭转。随着这一部分在村中下层群体行为的转变，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规模加速扩大。
3.阶层间的教育压力爆发
规模进城群体形成压力倒逼效应，导致乡镇中心校教育衰败，农村学生从自发到被动，大规模进入县城读书。条件稍好的家庭的学生率先进城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进城教育群体规模扩大。这导致乡镇学校的生源完整性丧失，教学完整性随之丧失，教学效果下降，乡校衰败，并导致更大规模的进城就学潮。
具体来讲，提前进城群体对乡镇教育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学生质量劣质化上。同类群体内部存在攀比和虚荣心，当条件相似的学生进城读书后，身处同样条件的学生也会受到影响，并产生连锁反应。班级中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进城了，这一行为首先会影响到与其相近的群体，家庭条件较好或家庭条件较好且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学生群体中学习成绩好但家庭条件稍差、学习成绩中等但家庭条件尚可等类型学生依次受到影响，依次进城。进城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班级就会出现“优等生断档，劣等生集聚”的现象，学生质量劣质化。调研表明，留在D村所在集镇中心小学的学生均是成绩中等偏下的学生，现在班级由原来班级中的中等生-中下等学生-差等生构成，且后两种学生在班级中占主导。班级中遗留下来的少量中等生多是家庭残缺或个人学习习惯不太好的小孩，而中下等生、差等生也与此情况类似，且差等生中还有极少量智力相对残缺的学生，需要教师特殊照顾。这批基础较差的学生逐渐成为乡镇教育的主力，影响乡镇教育未来的发展走向。
晋西北五关乡D村所在地的集镇中心小学，李老师，今年47岁，大专学历，教学经验丰富。李老师表示，刚开始教学很有成就感，那时候学生人数比较多，学生学习东西也比较快，自己要提前好久准备教案，及时补充资料，提升丰富教学。现在，学生人数减少之后，自己感觉非常失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非常失败，讲快了下面的同学听不懂，讲难了下面的学生学不会，很少有学生能和我互动，回应我提出的教学问题。我现在只能适应下面学生的学习情况，适量降低教学难度，并且根据班里学生的情况分类教学，将教学内容区分为比较有难度的、有难度的、没有难度的，分别给不同基础的学生讲授。即便是这样，很多时候课本上的内容都没办法全部传授给学生，更不用说给学生补充一些课外知识，进行一下拓展训练。老师要适应学生的情况”。
其次，提前进城群体对乡镇教育的影响体现在学生质量劣质化后会直接影响乡镇学校的教学效果。这种效果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习氛围，二是通过影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学生质量劣质化首先会影响班级学生的规模，导致竞争氛围减弱，学生竞争学习的积极性减弱。比如D村班级学生人数从之前的三四十人下降到当下的三五个人。其次会影响到班级学生的学习水平。班级学生整体学习能力及学习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学生间相互学习的基础变差，学习效果变差。学生质量劣质化后还会抑制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一方面因生源质量变差，师生之间的互动程度减弱，教师的教学缺乏回应性，探索教学的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因为学生质量变差，教师的教学层次下降，从竞争性转为适应性。以往各层次水平的学生梯队完整时，教师只需基于绝大多数学生的水平，中等水平，同时在此基础上适当拔高，并以优等生的水平来刺激、要求整个班级的水平。高标准下高产出。当下，学生水平层次断档，教师于是就从之前的竞争性教学转为当下的适应性教学，主动降低教学难度，“讲太难的学生听不懂，好多拔高题根本没办法讲”。低标准下产出相应降低。随着学生质量的下降，教师的教学难度相应下降，乡校教育质量面临下降的风险。
从竞争到保底，乡镇教育转型。这当然无法满足家长竞争性教育的愿望，于是倒逼家长掀起更大规模的整体进城就学潮。村庄内部的阶层分化因素迫使不同阶层的农户做出了与自身阶层经济能力不符的教育选择。名词上一致的“进城教育选择”，在实质内涵层面却差异较大。在既有县乡体制等结构性因素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上述学生的家庭经济分化情况会进一步分化其占据的教育资源环境，进而产生分化的教育效果。这一点应值得学校和相关部门警惕。
农民经济分化后为何要将大量经济资源投入到教育竞争中去，即阶层竞争的标的物为何是教育，而不是炫耀性的物质消费或攀比性的生活方式?这是农民经济分化因素无法解释的环节。研究发现，这主要与以下四个因素有关。
1.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公平性
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公平性，给底层群体实现阶层流动预留了空间，设计了道路。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与西方的教育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公平理念的取向不同。中国的教育公平理念是公共性的，面向所有阶层，而西方的教育公平理念是阶层性的，一度面向特定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的。以西方的教育思潮为例，保守主义以阶层定能力，认为“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能力与其因出生而归属的社会等级或社会阶级是一致的”，每个人应对此感到满足[17]。二是教育制度与社会基础的关系不同。中国是制度引导、改造社会基础，主张保障教育制度的公平性，西方是制度设计迎合社会基础，突出社会基础的不平等性。比如美国社会是主流与边缘分明的不平等社会，种族、宗教问题突出，亚贫困文化盛行。政府在早期进行制度设计时适应了该社会基础，而非改造社会基础，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三是教育制度演进的动力不同。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始终在回应社会整体公平的问题，西方则在弥补前期阶层化制度设计产生的问题。比如美国教育制度变革时新增“补偿性原则”，起因是前期不平等的社会后果威胁到了后期的社会稳定发展[18]。对比之下，中国的教育制度形式在整体上是公平的，这给了所有阶层借由教育晋升的制度权利。农民阶层竞争教育的积极性因此被调动起来。
2.底层群体阶层上升机会匮乏
底层资源禀赋有限，缺乏稳定的阶层晋升渠道。从调研经验来看，底层家庭的资源禀赋包括农村土地、劳动力、区域务工机会等等。农村土地的产值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农业生产规模，二是单位面积的产值[19]。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规模总体较小，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效益不高。同时，单位面积的旱作物的经济价值相对较低，农业生产收益因此有限。另外，不论是在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还是当下开放的工业社会，区域务工机会都是农户重要的资源禀赋。遗憾的是中西部农村农户的此类资源禀赋有限。同样经历了乡村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中西部农村普遍遭遇了失败，东部农村却普遍成功了，并一跃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名词上同样是农村，性质却完全不同，蜕变为工业化社会的东部农村，农户经商、务工的致富机会充裕，而性质上仍然是农业社会的中西部农村却缺乏此种致富机会。中西部农村的农户若要改善收入状况，必须外出务工。但务工并非实现农户稳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李强等人对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调研发现，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且90%以上的城市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均是职业地位较低的边缘职业，比如城市农民、从事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及商业、服务业人员[20]。农民阶层流动困难。
D村农户的情况与此类似，机会空间匮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农业资源禀赋差。人均土地不多，1~2亩;农业生产条件差，一年中有半年是霜冻期;单位面积产值低，主要经济作物是玉米，亩产500斤左右，去除成本一亩最多200元的纯收益。二是工业基础薄弱。D村所在县域的支柱工业是少量农产品粗加工企业。这只能容纳县城极少量居民就业，无法辐射周边农村，本地农户因此以零工、短工为主要工作类型。三是商业机会利润空间有限，且安全风险高。在本地农户眼中，“养大车”(运输)是较好的职业，但养大车的收入浮动大，早年一月可赚两三万元，最近几年一月只能赚到5000至1万元不等，且经常亏本;资金门槛高，一般需要一二十万元的初始资本;易发生安全事故，长途拖运几十吨的煤炭，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撞车或人命事件;工作年限短，45岁就达到工作年龄的极限了，往后继续从业风险高。四是外出务工无法实现阶层晋升。本地农户思想相对保守，但也有少量农户选择跨省外出务工。跨省务工者的务工结果不太理想，未能致富，成为老板群体。其中不少权衡家庭原因，考虑就近就业。本地农户的职业流动空间受限。
在晋西北五关乡D村，农户也具有类似的底层阶层特点，资源禀赋匮乏。对比之下，教育仍是底层农户实现阶层晋升的最后机会。因此，底层农户在教育上投资，竞争教育的意愿异常强烈。
3.县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这里比较的是县城学校与乡镇中心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情况。县与乡的教育资源客观上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没有那么大。笔者通过对8个省17个区的调研发现，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高级职称、专任教师培训、公用经费等指标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城乡均衡，但教师编制、中坚教师、绩效工资、生均用地面积等硬件资源上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但这种城乡差异主要集中在城市、县城学校与村屯学校之间，县城学校与乡镇中心校之间的各项指标差距不太大[21]。在生源系统完整、教师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等因素下，乡镇中心校的教育质量也是有保证的[22]。很长一段时间里，乡镇中心校在县域教育系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县域房地产开发的兴起，县乡之间的教育资源规划受到影响，开始单向向县城集聚，县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被有意无意地放大[23]。
晋西北五关乡D村所在集镇中心小学也处在类似的县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背景下。一方面客观地讲，五关乡D村所在集镇中心小学的教育资源比较充足，前面从该校的师资、办公设备、办公场所、办学经费等方面，已呈现了这一内容。另一方面，相对于县城，集镇中心小学的教育资源还存在一定差距，县乡教育资源不是完全均衡的。为了弥合这种县乡教育资源差距，农户主动放弃乡镇教育，放弃了不太差的乡镇教育，竞争县城教育的意愿强烈。
4.中国农民家庭的强代际责任
中国农民家庭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家庭本位的，而非个体本位的。夫妻-子代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单元。在此单元中，父代对子代除了基本的抚育责任之外，还有超越性的价值责任，帮助子代结婚生子是父代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之一。另，经过现代意识的洗礼，不少地区的农户也将供小孩读书、上大学作为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之一。父代的价值意义通过人生任务来实现，子代是父代实现自身价值意义目标的重要工具[24]。在此厚重的代际伦理的支持下，父代有着强烈的冲动要为子代付出。在强家庭代际责任的刺激下，农民家庭内部三代人的阶层流动恐慌被调动起来，纷纷跟随上层阶层，竞争进城教育。
在五关乡D村，供子代读书，帮助子代实现阶层流动，进而实现自身阶层流动的愿望，是父代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之一。“我穷，但我供小孩读书，感觉特别光荣。”当地父代为此省吃俭用，不买新衣服，不追求质量较好的房屋及屋内陈设等生活上的享受，将节约下来的钱拿来供小孩读书。老人亦如此。
“不供孙子读书无法安心养老”，七十多岁还出去打三份工。读书是爷-子-孙三代的共识，具有超越性价值。当村内条件较好的家庭将进城教育作为新的教育选择时，三代家庭的超越性价值也被牵动，“万一乡镇的教育比县城的落后，自家孙子就可能比同龄人落后。几率再小也不可以拿三代人的希望做赌注”。
农民群体内部出现了贫富分化，生活境遇差距较大。但作为整体的农民群体本质上还是底层，阶层资源禀赋有限，社会赋予其实现阶层流动的空间有限。而中国的教育制度给底层提供了突破社会结构的空间，底层在制度上获得了阶层流动的权利和机会。相比其他机会类型，教育是大多数农户群体唯一相对稳定的晋升渠道。底层农户也有实现阶层流动的价值追求，农户竞争教育的积极性遂被调动起来。这也是少部分农户先富起来之后优先发展教育的系列结构性基础。恰恰是有这些制度性因素作为支撑，阶层分化因素对农民进城教育的推动作用才如此显著，农村学生进县城就学潮才发展得如此迅速。
农村学生大规模“弃镇入县”之后，其就学效果是否得到了整体性的改善?实践表明，其就学效果并未得到整体改善，而是出现了分化。不同阶层的农村进城学生分享着差异较大的进城就学环境，农村进城学生中只有少量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分享到了真正优质的城市教育环境，大量农村学生占据的是劣质的城市教育环境，相比乡镇中心校的教育环境不具备优势。农村学生的进城就学环境在县域范围内呈现“二元化”的样态。
1.底层分享相对劣质的教育资源
农村学生进城以前，各阶层学生在乡镇分享相对均质且良好的教育资源。在既有的县乡教育体制中，乡镇学校层级虽低，却和县城学校一样是重要的一级办学主体，承担着重要的办学功能，且地方政府较为重视，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与县城优质教育资源差距不太大[25]。农村学生进城之后，分享的却是分化的教育资源，阶层分化因素对教育资源的排斥效应凸显。上层阶层推动学生进城时通常都有过理性的分析、判断，依托其自身的经济、社会资本，上层阶层的子女都能顺利地分享到县城优质的教育资源。农村中层及以下的家庭跟风式地进入县城，县城需要就学的学生数量骤增。既有的县城教育资源布局相对滞后，无法及时回应农户的进城就学需求，故选择了策略性地应对，将相对次等的教育资源临时补充进来。新增的农村学生，尤其是类似D村中层及以下家庭的学生往往成了这部分次等教育资源的主要占据者。相比于以乡镇为中心的教育资源，农村中、下层学生分享的县城次等教育资源并不具有显著的优势。对比之下，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村上层学生分享的教育资源质量改善了，而中、下层学生分享的教育资源质量实际上是下降了。
2.底层充斥相对边缘的居住空间
农村学生进城之前，学生学习之余的生活空间是相对均质的。在乡镇中心校时，农村学生的生活空间依托于学校和家庭，学校空间是平均分配的，且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少部分离校时间也在分散家庭充足的空间中度过，空间质量总体较高且完整。农村学生进城之后，学生学习之余的生活空间是分化的，底层学生感受到浓烈的阶层排斥。农村学生大规模进城，县城教育资源布局尚未大规模调整，应急增加的教育资源质量相对落后，教育设施还不尽齐全，无法及时满足农村学生进城居住的需求。农村家庭为此依据自身的经济资源禀赋匹配不同档次的居住生活空间。调研发现，D村上层家庭通常倾向于购置一套距离学校较近的房屋，方便学生出行;中上层的家庭倾向于租住面积较大、采光条件较好的房屋;中层及以下的农户则倾向于租用城市居民的附属房及棚区房，房屋面积、距学校远近、采光条件、防寒保暖效果、安全系数等指标均直线下降。居住在棚户区的农户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较差，冬天还需要自行燃煤取暖，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对比发现，阶层分化推动农村学生进城之后，农村中、下层学生的居住空间质量急剧下降，上层阶层的居住空间质量下降不明显，且有改善的趋势。
3.底层感知相对剥夺的消费方式
阶层分化因素不仅对农村学生的学习资源、居住环境产生着影响，还对农村学生的交往方式产生着影响。阶层分化引发的生活环境转换之后，底层学生社会交往的幸福指数也下降了。未进入县城以前，D村学生的生活交往水平相对均质。一定区域内农户的经济、消费水平相对一致，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在环境相对封闭、中等消费及生活方式占主流的地方社会很难成为主导性的话语主体，农村学生总体的吃穿用度大致相似，农村底层学生因此经济条件总体不高但生活幸福指数不低。农村学生大规模进城之后，却存在生活水平的阶层排斥问题。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其中的重要作用机制。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于农业及兼业，县城家庭的收入来源于非农产业，双职工及以上经济水平的家庭居多，基于职业层次的高低，县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农村学生未进城以前，县乡之间空间相对分离，这种收入差距因缺乏具象化的作用机制，对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农村学生进城之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象化。县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总体较高，为了适应县城居民的生活标准，农村收入上层率先做出改变，农村中、下层试图跟随，但缺乏经济能力，只能变通或忍受。农村中、下层学生生活方式相对边缘的特点被建构出来。农村学生的学习环境原本相对纯粹，进入县城之后却新增了边缘居住空间、生活方式区隔化等问题，其中农村群体中的中、下层群体因生活消费方式的边缘特点具象化清晰化，学习负担加重，健康成长受到影响。
4.底层承受过重的学习心理负担
进城就学潮不仅直接影响了进城农民群体中的中、下层学生的教育环境，还通过加剧其家庭经济贫困，导致该阶层的学生对家庭亏欠过多，产生学习心理负担过重的问题。未进入县城以前，农村学生的生活空间廉价，生活方式相对朴素，学习与生产分开，不占据家庭的生产时间。进入县城之后，农村学生的学习成本整体上涨。新增房租负担、日常生活开支等，家庭劳动力数量因此减少，收入能力下降，支出压力剧增。进入县城的农村学生年龄偏小，需要家庭分配劳动力来专门照顾。农村家庭实际干活的劳动力减少之后，男性的经济压力增大，爷-父-子辈中爷爷辈的经济压力会增大，被剥削程度加剧。实践过程中家庭贫困加剧的压力会通过陪读女性的日常语言和差异化的生活状态等传递出来。上层阶层的陪读女性的生活状态一般比较悠闲，做做卫生、打打牌;中层阶层的女性的生活相对简约，倾向于选择花费较低的娱乐方式，跳跳广场舞等;中下层及下层的女性则倾向于较少闲暇或闲暇简单化，在居住空间附近闲暇等。三代家庭将希望全部寄托在进城的孙代身上，孙代能切身感受到因自己而带来的整个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的变化。D村一进城学生说:“全家人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压力很大，一到考试就吃不下饭，不能考差”。贫困加剧背后是压力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关于这一点，进城农民群体中生活状态改变最大、生活质量最为拮据的中、下层农户体会更为深刻，他们家庭中的子女对这种压力的感受最为真切。
农村学生大规模进城，他们进城后其就学环境没有朝着均质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较大分化。上层阶层的学生依托优势的家庭资源禀赋，成功地分享到了县城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了家庭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中层及以下的学生家庭资源禀赋较差，进城之后分享的教育质量反而下降，且家庭贫困程度加剧。农村学生进城后进入分化的“县域内城乡二元教育系统”的内涵由此而清晰。
农民阶层分化是影响乡村教育公平实现的消极因素。经济分化家庭通过不同的家庭经济资本存量，影响农村学生的教育资源占有量，进而分化其学习实现效果，导致教育实践的结果不公平。这也是目前乡村教育不公平的重要社会原因。目前的教育公平研究侧重讨论教育制度上的权利、资源等不公平引发的教育公平问题，较少侧重研究引发不公平问题的社会因素，这一点应当引起教育及相关部门重视，并被拓展。同时，在阶层分化引发乡村教育不公平问题中，还有一点因素也值得重视，即县乡教育资源分布均衡问题。虽然县教育部门是乡镇教育的主管部门，但在教育功能实现上，乡镇教育组织与县城教育组织的重要性是相对均衡的。县域范围内的教育资源总量是一定的，按照功能实现的重要性来划分，县乡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相对均衡的，即既有的县乡教育系统在体制意义上的资源分布是相对均衡的。实践过程中，县乡教育的生源分布特点发生转变，县乡教育资源布局落后于生源分布的变化，大量农村学生进入县城之后难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城教育效果自然下降，进城教育不公平问题自然凸显。
如何应对这一进城教育不公平问题，是干预农村学生进城就学的社会趋势，还是彻底调整县乡教育资源布局?笔者倾向于前者。对于这一问题，既有研究者一般给出了支持后一因素的对策，即“教育城镇化”的对策[26]，具体到县域层面就是政府主动改变教育资源布局，推动教育资源向城市单向度集中，从而达到“弃镇入县”学生均等化享受县城教育资源的目的。对此笔者存在疑虑，单个容量有限的县城如何高质量地承担起分散在县乡的千万家农户的教育供给问题，退一步讲，即便是县城扩张，但扩张后的县城供给的教育公共品必定比县乡共同供给的教育公共品质量高吗?另外，“县城教育单极化”之后带来的乡镇、村庄加速消失等问题如何应对?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坚持县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策略，在保证县城教育发展的情况下，将教育资源优先向乡镇中心学校集中，做强乡镇中心校。同时，在招生政策方面适当照顾乡镇学校，适当限制阶层分化因素引起的进城就学潮的速度，鼓励大部分乡镇学生在本地就学。如此才能在保障乡镇教育质量的前提下，达成乡镇学生就学的目的，遏制乡镇学校的衰败，阻滞乡村的迅速消失。笔者认为，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出发，做强乡镇学校，也是振兴乡村的重要教育策略之一。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分化与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8BDJ052)的阶段性成果]
舒丽瑰: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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